賴帳的經驗並非人人都有，但是如果老闆你遇到你會怎麼處理 ?
其實每個國家都會有欠帳或經濟狀況不佳，所導致個人的債務比例調高，進而導致無法還清債務。長期入不敷出就造成了這裡商業社會的禍亂根源，也就是被人戲稱得為老賴
老賴這個名詞，其實就是指的是「失信被執行人」，專指有能力償還債務，但拒不履行法院判決還款義務的債務人。而在中國大陸，這類人常被戲稱為「老賴」，意指故意拖欠錢財、誠信破產的人。而「老賴」的具體意涵與特徵有哪些呢? 主要的定義在中國大陸法律術語，被稱為「失信被執行人」，指在錢債案敗訴後，有錢卻不還的人。他們有能力償還，但選擇拒不履行。因不履行法律義務，因此會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其高消費（如乘坐飛機、高鐵、購買不動產等）。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後，中國當地失信的人數開始激增。今天本篇就來談談，老闆你遇到過老賴嗎 ? 讓我來看看老賴的其中一個真實案例。
新冠疫情後為什麼中國「老賴」激增 ? 一個「失信被執行人」的故事
2023年1月，曾在上海市區經營四家中型餐廳的王女士上了失信被執行名單，隨後關掉了自己手裏的兩家公司。在接下來的近兩年時間裏，她經常同時打三份工，穿梭於長三角。2019年下半年，王女士投入手裏全部資金，和幾位合伙人一起陸續在黃埔和普陀區年末開起了四家日料和火鍋店。當時生意極為火爆，每月「賬上流水有了兩百多萬，我一邊還貸款一邊籌措新項目，美好的未來在等我」。2020年春起，中國全境內逐步推開越來越嚴格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從華中地區開始，「封城」不再是一個陌生名詞。市民長時間無法外出，堂食成為奢望，跨省市出行異常難辦。
漫長的動態清零疫情管控政策對實體經濟帶來沉重打擊，餐飲業首當其中。這個行業上下游結合極為緊密，抗風險能力極差，王女士的四家餐廳又大量依賴生鮮產品。王女士這樣形容當時的焦頭爛額：「我不知道該訂多少貨，因為我不知道24小時、甚至5小時後的風控措施是什麼。如果突然放開一陣子，我的貨也供應不足，2022年初，上海封城只是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個月零入賬，但一個店就有幾十萬虧空，我壓根撐不下去。」除了王女士手裏的幾家門店，在與王女士有生意往來的這條供應鏈上，上游生鮮供貨商、物流、下游的文創周邊等在兩個月內全部瀕臨崩潰。半年內，與王女士保持上下游商務往來的數十位商人都成為了失信人，面向全社會公開的「黑名單」上，他們的大名和基礎個人信息赫然在目。
為了盡快還款，王女士依賴多年經商的人脈開始穿梭於長三角，零碎接一些散活。最缺錢的時候，她熱烈響應政府「地攤經濟」的號召，早上八點去人民廣場擺攤，下午五點去新天地擺攤，晚上七點去嘉裏中心擺攤，十一點回到家還要和新合作的工作坊籌措活動。即便如此，「我掙不到錢，我能感覺到我的客戶也沒錢，他們都沒有讓我多賺幾塊的能力，大家都沒錢，我已經不知道錢可以從哪裏來了」。由於破產後面臨高消費限制，王女士不能乘坐高鐵和飛機，於是她要求對方乘坐飛機來上海和她洽談，但「10個單子裏有7個會因此無法長久且告吹」。
她曾收到大陸最大三房票務平台攜程發來的短信，表示他們可以幫她買到高鐵票。攜程如何騙過購票系統，王女士不得而知。但自從黑名單生效，王女士的生活大為受限，僅偶爾乘朋友的順風車前往周邊市區。乘高鐵從上海市前往王女士位於昆山的住宅的高鐵費用是26元人民幣，耗時17分鐘。但由於高限，她大部分時間只能選擇出租車往返，耗時1小時，價格在150元到200元不等。王女士說：「我理解的高消費限制是通過讓我花更少的錢的形式、使我償還欠款的能力增加。為什麼我上了失信名單強制執行後生活成本更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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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是少數案例嗎？
失信被執行人，在中國又被稱為「老賴」，這個詞原為頗帶貶義的指代故意欠錢不還的人，法律文本的解釋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的人員」。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站數據，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國處於失信狀態的被執行人數量為841萬人。但據官方平台記載，這個數據在2020年初為570萬，四年間增加近68%。根據《金融時報》統計，其中大部分是由於未能按時償還商業貸款和住房貸款且年齡在18到59歲之間。浙江杭州海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沈逸凡對BBC表示，在疫情之後，他承接的破產清算相關案例明顯增多，像王女士這樣由於經營不善、未能按時償還商業貸款而上失信名單的是一種最為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還有兩種值得關注的人群。一類是「爛尾樓」的業主。他們在疫情之前、即中國房價瘋漲時買了房，並向銀行申請了貸款，但由於開發商跑路，房子幾乎不可能交付。這些收不到房子的人卻依然需要償還高額房屋貸款，一旦斷貸，他們就會成為「老賴」，上徵信黑名單。而根據北京青年報曾有一篇報道，敘述說一對廣西母女2019年時買了一套本市的房子，並在當地的銀行辦理了按揭，卻不料房產開發商卷款逃走，房子爛尾。這對母女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銀行停貸，但法院沒有宣判，於是這對母女不再繳納按揭款項，三個月後，她們上了徵信黑名單。僅在這1個樓盤的案例裏，就有200多戶業主受牽連，他們全部向法院提出同樣申請，但法院均未予立案。另一類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近年來，一些中國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完全沒有獲得酬金、沒有參與公司經營、也不是公司股東的情況下被登記為法人。由於種種原因破產的公司會導致這些完全無辜的法人受牽連，他們也會成為黑名單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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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系統的懲罰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開始實行，這是對老賴最直接的「制裁」，其中明確規定失信被執行人們限制乘坐飛機、高鐵、輪船、列車臥鋪，租賃高級酒店、住星級酒店、購車、旅遊也有限制，其它消費行為也多有限制，以期通過這種強制行為鼓勵老賴們還債。法律規定的條款在此後幾年裏略有調整，對高消費的限制未曾改變。沈逸凡指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當下，這些看似強硬、「實則溫和，只是有些不合理之處」的強制懲罰措施是唯一能有效逼迫老賴還債的手段。但在談及出行工具限制、尤其是高鐵時，沈逸凡表示這是失信制度的一個極大局限性。《規定》最早在2010年起草，2015年實施，已經有十年之久。高鐵出行早已不是稀奇事，以王女士上海往返昆山為例，把低價的高鐵列為高消費很不合理。更何況，在攜程等中介的加持下，手裏掌握足夠現金流且實際沒有還款意願的老賴依然可以憑借重現申領護照的方式避開規定、前往國外。與此同時，老賴們的身份對中國全國是完全公開的，不僅有新聞媒體和地方政府網站不定期公布新增老賴名錄和他們的個人照片，中國還特別建立了一個失信人查詢網站，任何人僅靠姓名中的兩個字和所在省份信息即查詢到具體的失信被執行人信息。根據該網站公開信息，截至發稿日，有逾32萬人次進行了查詢。
在這個網站上，老賴們的欠款從3萬到3000萬不等。
這樣形式的信息公開和實際操作中的限制出行，在實操中對王女士這樣的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經濟復蘇起到負面作用。在中國高校任教職的大陸法系於姓研究員解釋說「學界關於這個也多有討論，結論上，這些失信懲戒措施越多的地區或者行業裏，現金持有者的投資意願也越低一些，它確實有影響經濟復蘇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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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制度
王女士在清算名下財產還掉部分款項後還剩下60萬貸款，在這時她收到了高消費限制令，她覺得非常無力。「高限下來的時候，法院和銀行是不希望你去動用太多還沒結算清楚的公司財產的，因為這樣會涉及債務鏈等更麻煩的東西，他們希望的是我去進行正常商務活動還款，我錢都凍掉了還要怎麼還這麼大一筆債啊？」王女士表示。她說：「我身邊有朋友疫情前在全國開了200多家餐飲店，武漢疫情後三四個月就幾乎全部關店，她後來欠款兩千萬，也沒有本金再去折騰了，然後她直接申新護照去國外躲著賴死不還了，我們平心而論，這麼大一筆錢，她還不了了啊！」
面對疫情以來攀升的失信人數據，最高法也多次發文要求地方創新失信人「凖出」機制，提出儘管懲罰是一種脅迫還債手段，但是也得考慮讓實際已經沒有能力還債的人有喘息機會，強調「老賴」這個定義裏「能還錢但是故意不還錢」的定義，把重點放在還錢能力上，降低這個連年攀升的數據。目前中國對於失信名單的凖出機制是「欠債還錢」，但是對於「老賴們」來說，中國現行執行規則裏還有一項為「加倍遲延履行」的懲罰，會導致個人的債務越積越多。沈逸凡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面對這些積壓且日漸增多的債務，個人想要償還很困難，甚至做不到，但目前最值得期待的是已經在大陸部分城市試點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制度，它旨在為負債較重、償還能力較弱但未迴避履責的債務人對債務進行適當減免、分期或延時。沈逸凡有接觸到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浙江溫州一位貨車司機由於交通事故產生了一百餘萬的賠償。事故導致他不能再從事相關行業，他由此完全不能清償這筆債務，於是，他上了黑名單成為被執行人。為了支付醫療賠款，這位司機還欠下很多外債。在多方擔保、本人意願明確的情況下，法院准許免去了三分之一債務，此後每月所得固定償還一部分，他的親戚幫忙償還一部分，由此他個人從失信名單上撤去。
根據最高法數據，2024年來，中國共刪除、撤銷涉及實際無力償還貸款人員的失信信息共計62.55萬人次。「我一定會把債務還上，但我真的不希望繼續像現在這樣上了黑名單只剩下無力感，我做不了什麼了。」王女士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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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三年疫情的封控終究已經成為過去式，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卻陰雲不散，不論是心理上，還是經濟上。很多大陸民眾因此而負債破產，在過去五年裡中國個人債務總規模激增了50%。俗稱「老賴」的失信被執行者已達854萬2322人，比2020年初的570萬人增加近50%。
中國個人債務激增50%
讓我們來看另一個案例，今年41歲、廣西南寧小企業主鄭先生曾經以為，自己經營的一家電器廠，可以一直這樣平平靜靜走下去。
但三年疫情封控讓他的夢想破滅。有一段時間，他負債纍纍，每天為支付工廠必要開支而發愁，失眠了一個多月。現在他基本上全部結束了生意，工廠也給別人了。疫情期間的嚴密封控政策幾乎波及到中國大陸所有的城市。就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國至少有74座城市的3.13億人口被置於全城封控或部分封控之中，包括15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天津。封控期間工廠停業、居民被居家隔離，這種中共特有的文革手段，讓中國小企業主和民眾經濟上瀕臨絕境。「封控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整個城市都停擺了，國內有些地方馬路上所有的紅綠燈全部變成紅燈，像我們這樣的很多小企業主都破產了。」鄭先生表示，那段時間感到心理壓力特別大，半夜醒後就再也睡不著了，胸口痛，很擔心自己會出問題，心裡越想越離譜、越想越多。鄭先生說，「因為我們開支比較大，平均每月六萬多塊錢，每天在兩千多塊錢，包括廠租、門面房租金、工人工資、辦公費用、差旅費，還有房貸等，如果一天沒有兩千塊錢進帳，就要自己去找兩千塊錢來平衡支出。」
鄭先生一家六口，上有快70歲的父母，下有兩個10歲不到的孩子。「我想我出問題以後，我這個家庭、老人孩子、我太太怎麼辦呀？持續了一個多月，然後給自己買了很多保險，覺得至少哪一天我出現什麼不測以後，至少他們還能活下去。」「我們這個圈子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我這樣的情況，不出問題可以平平靜靜地這樣下去，一旦出問題以後，真的很困難，難以為繼。」他說，「我們是在夾縫裡生活，如果是按照那些條條框框要求，我們生存不了。比如說稅務、環保要求，消防檢查，這些費用和賦稅，遠遠要大於我們的盈利甚至是營業額。」中國中小企業在封控之下出現了倒閉潮。陸媒報導，2020年46萬家企業倒閉，7.8億人負債；2021年前11個月，約有437萬家中小企業永久關閉。
中國經濟的寒風也改變了過去各行業的生態。《經濟觀察報》2023年8月報導，北京一律師說，疫情三年，律所受的影響不是太大，雖然併購、上市的業務有所減少，但「破產清算的業務量和往年比起來，至少翻倍增長了」；上海一家本土律所的律師則稱，「勞動糾紛從2022年下半年就開始增多，破產的案子則從今年開始增多。」而華爾街日報也曾報導，中國家庭債務總規模在過去五年裡激增了50%，達到了11萬億美元左右。雖然這低於美國家庭17.5萬億美元的債務規模，但對於一個居民收入遠低於美國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還是很大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臣表示，最主要還是因為COVID-19病毒加上封城的關係；其次是因為房地產的關係，房地產和相關股市的資產價格都在下跌，造成民眾的財富效果也下降。
造就「老賴」的中共法律
在中國大陸，無論是所謂公司法還是破產法，都優先保護債權人，而這些所謂債權人通常都是像銀行等強大的國有機構，而企業家則深陷困境，造成了「老賴」激增的現象。西方國家先有個人破產制度，後有企業破產制度。中國大陸則相反，1986年就出台了《企業破產法（試行）》，但至今仍未出台個人破產制度，認為允許個人破產會縱容「老賴」逃債。大陸專家表示，有企業破產法但無個人破產制度，意味著可以通過企業破產法的重整挽救身處困境的企業，但卻挽救不了企業家，企業家一旦陷於債務絕境，不得不跑路甚至跳樓。中共還強化了所謂的失信黑名單，一旦上了黑名單就成為「失信人」，俗稱「老賴」，他們無法買機票、坐高鐵、通過支付寶和微信購物等。而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之前所公布的數據，中國失信被執行者達854萬2322人，比2020年初的570萬人增加近50%。這些未能按時償還房屋貸款、商業貸款的失信被執行者，多數年齡在18歲至59歲，占中國勞動人口的1%。王國臣表示，北京當局的制度應該是一體化的，對於所有信用有瑕疵的人，都要一視同仁的。可是在執法上面，一般民眾只要稍微沒還款，可能就會被拉入黑名單。而國有企業或是高官比較不容易被拉入黑名單，可能要等他們的判決確定或確定雙開了，才會進行處理，就會造成一個實踐上面和實際效果上面或觀感上面的差別。
他認為，大陸現在個人債務問題，正本清源的方法仍然要先解決掉房地產債務的問題。「因為房地產會牽動百業，房地產不去解決，相關上下游的製造業，包含鋼筋、水泥到下游的裝潢、鋁門窗、家具業等百業都不會好。橫向來看像金融業也不會好，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也因為房地產不好之後，土地出讓金也大幅的銳減。房地產不解決，中國大陸事實上是只會越來越困頓，包含民眾的就業。」王國臣說，可是現在看到的是，北京當局把大量的錢都挪到未來產業或戰略產業上面，包括半導體和新三樣，而這些產業是屬於資本密集產業，而不是勞力密集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人數有限。所以如果中國大陸不去扭轉這種戰略，民眾只會越來越困頓。
步入流動性陷阱當中無法自拔
個人債務的激增往往不會短期解決，而且會產生連環效應，進一步導致經濟惡化。而如果個人債務持續增加，首先房地產會持續地頹廢和崩壞。去年8、9月的房地產新政之後開放了很多，四線都解禁掉，可是房地產依舊頹廢，因為大家沒有錢買房；其次居民負債增加，消費也會持續地緊縮。即使現在中國大陸在推家電或汽車以舊換新，效果也不會好，因為民眾根本拿不出錢。「不管房地產的緊縮或消費的緊縮，最終都會反映到企業身上，企業的營收就會下降。整個惡性循環下去，中國大陸的經濟當然就不會太樂觀。另外如果內需不好就轉向出口擴張，所以跟國際上面的關係也不會太好。」
王國臣表示，現在已經到了所謂「流動性陷阱」，就是大家沒有錢消費、也不願意消費，當局印再多的鈔票，也沒辦法刺激消費。由流動性陷阱又會衍生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到了這個時候，就變成民眾根本不願意借錢去投資或消費，整個銀行的營收就會出問題。他說，現在不斷在探討銀行危機，因為銀行的錢根本就貸不出去。它能夠貸出去的都是政策要求，流向有毒的資產，比如地方政府債券或房地產的債券等。真正品質好的貸款越來越稀少，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經營就會出現問題。王國臣表示，總結來講就是相關金融惡化不斷升級，只要不切斷凱因斯說的「節儉的矛盾」，中國大陸的經濟只會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他解釋說，所謂凱因斯「節儉的矛盾」，就是當民眾預期到經濟不好的時候，就縮衣節食。可是縮衣節食的結果，就會導致企業的營收下降，企業就會進一步地裁員，造成下一波的民眾或就業者的縮衣節食。「這個惡性循環不把它給在中間切斷的話，這個東西就會變成無止境的螺旋上升了，惡性循環會不斷地加劇。」他說。
失去信用誰都不想，尤其是曾經是當過大老闆，誰也不想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榜單裡。但是有時現實就是一記讓人心灰意冷的悶棍，狠狠的敲打在老闆的頭上，彷彿告訴你要面對失敗。因此究竟是誰說當老闆賺最多錢的那一個 ? 給所有台灣中小企業曾經被供應商或信任的朋友，遇上老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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